姜瓖（？—年），陕西延川县人，明末清初将领，初仕明朝，拜镇朔将军、大同总兵官。崇祯十七年（年），闯王李自成攻克太原后，投降大顺政权。不久，降清，跟随阿济格攻打山西、陕西地区，封为统摄宣化、大同诸镇兵马的将军。
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未直接降清，而是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
年（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
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姜瓖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
姜瓖反清以后，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晋西北一代，原来在明朝时期荒废的边关，姜瓖重新利用起来，还提拔了一些将领，委以重任，加强山西周边的戒备。晋中地区，《定襄县志》记载：“五台、忻州、盂县皆授姜瓖伪劄，转相煽惑，丑类尚累数万，旗帜队伍蚁聚蜂屯。宁武已附姜瓖。兵备道蔺与太原参将李好贤住劄忻州、定襄，每侦贼警则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总兵李刚奉旨剿擒高鼎，鼎负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后听抚，贼众渐散，鼎复据曹家寨，……倏招倏叛。”《静乐县志》也说：“时三晋草寇转相煽惑，驱逐长令，卖降恐后。……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乐平、太原、崞县、盂县而己。”晋东南地区，“汾、潞、泽、辽等郡邑小丑乘时蜂起，伪帅胡国鼎啸聚潞安，祸连沁属”。“伪将”陈杜、张斗光等领兵攻克泽州（今晋城）。平顺有姜瓖所“遣贼将牛光天破城劫库，男妇掳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赖知县请兵恢复，贼始灭”。晋西南蒲州到黄河西岸属陕西的韩城一带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他们“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向朝廷奏报：姜瓖一伙人设立伪机构，举众达二十八万人之多。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畿辅，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不过，山西距离永历朝廷控制的地区相当远，其间又被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自然比较困难。
姜瓖起事后立即“易冠服”，各地闻风响应的军民都以割辫为标志，军队“以明旗号”相号召，发布文告遵用永历正朔。这些都说明姜瓖等人领导的晋、陕反清运动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他们同永历朝廷也有联络。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八月，永历朝廷“遣太监马鸣图赍敕联络山西总兵姜瓖。鸣图漆身吞炭而行”，携带“以黄绢五寸方用御宝为敕书，外用黄蜡封固为药丸”。
姜瓖起事以后，清廷最初企图采取招抚政策加以解决。多尔衮当时已经自称为皇父摄政王，想以最高统治者的身分劝说姜瓖回心转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等领兵往大同是北方蒙古问题，并不在意你，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以下台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然而，姜瓖反清的导火线固然同阿济格重兵迫境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举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多尔衮见解释无效，决心武力解决。
年（顺治六年）正月初四日，多尔衮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二月间，多尔衮亲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在攻克浑源州、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突然接到北京传来消息，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尔衮无心恋战了，三月间在赶回北京的途中，他来到大同城下，希望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威劝说姜瓖投降。在谕旨中说：“如果别人来招降你，你可以不给面子，但是今天我屈尊来劝降你，你可要归顺呀，如果归顺了，不计前嫌，以往的罪责一律赦免，如果不归顺，恐怕你就没有后路了，想你这样反复无常之人，天下还有谁会相信你呢？”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发罪过”，然而不仅“未蒙升赏”，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也流离失所，还要遭到满族贵族的欺压，不分青红皂白就屠戮汉人。接着，他针对多尔衮的谕旨表示，全城之人，上下一心，绝不束手就擒。姜瓖要求多尔衮“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么，史无明文，按当时情况推测是让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区的军民有实际的安全感。而且，当时晋、陕反清义师风起云涌，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也有反清的举动。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到年（顺治六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对于清廷来说已经十分严重。阿济格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阿济格、尼堪等部顿兵坚城之下，毫无进展。山西其他地区的反清运动却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各地。
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几座孤城，其他府、州、县差不多全被反清复明武装占领。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中说：“先是，石楼、永和、交城相继告陷。……乃各州县报贼者日常数四，此煽彼惑，已遍满三晋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抚臣祝世昌会揭，逆贼刘迁聚众谋攻代州；又云宁武贼众攻围忻州等情”。陕西义军也利用木筏、牛皮浑脱等物渡河入晋，“该职看得，三晋自三边以至省城、汾（州）、平（阳）一带，遍地皆贼，伪牌伪示，络绎不绝。民如鸟兽散，势若土崩瓦解，无论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就在这个月里，义军占领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抚祝世昌报告：“四月十三日，贼众至汾州府，……贼众兵寡，退而守城，则城关大开，合城喊起，郑名标率军民割辫。”清分守冀南道许养高领着永宁知州、平遥、介休二县知县、汾州营参将等人仓皇逃往平阳。《五台县志》记：“顺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伪劄于台人，率众攻城。时有刘永忠等至忻州，拥众至台，不啻十余万。”
当时，清政府驻守太原的兵力相当有限。一旦省会失守，不仅政治影响极大，清廷在山西设置的政权几乎全部瓦解。何况，山西的抗清运动很快波及邻省，如年（顺治六年）六月山西义军魏世骏等派出一支军队进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县、涉县，任命了知县、守备等文武官员。
多尔衮深知局势的险恶，他不敢撤出包围大同的兵力来镇压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汇成一片，只好从京师抽调一切可用的满、蒙、汉军投入山西战场。除了英亲王阿济格、敬谨亲王尼堪领军围困大同外，被调往山西作战的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至于康熙初年专政的鳌拜不过是随军偏裨而已。此外，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人领军配合作战。
多尔衮决心孤注一掷，精兵猛将几乎全部派往山西。入关以来的领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在顺治六年三月病死，肃亲王豪格已经罪废幽禁，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浑统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带兵的亲王、郡王几乎全部带领八旗子弟云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济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经是独档一面的统帅，而在山西战场上扮演的只是前线指挥官。留守北京的却是刚从江西凯旋回来的谭泰、何洛会两名固山额真。六年八月，多尔衮感到京师地区兵力过于单薄，下令端重亲王博洛“酌撤闲驻兵还京”。博洛报告：太原、平阳、汾州三府属州县虽然收复了，但是没有收复的还很多，如果这时候退兵，恐怕敌军乘虚而入，所以还应该留守。多尔衮勉强同意了。
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看到几条姜瓖的记载以外，对山、陕各地风起云涌的大范围、大规模反清运动显得非常隔膜，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更是一无所知。永历朝廷在全国反清复明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只知道江西、湖广战局逆转，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何腾蛟遇难，陷于张皇失措之中。
永历君臣完全不了解谭泰、何洛会在稳定江西局势后不敢深入广东而撤兵北返，济尔哈朗、勒克德浑出兵湖南原定目标是追剿李锦等为首的忠贞营，由于明督师阁部何腾蛟为争功而瞎指挥，糊里糊涂地被清军擒杀，济尔哈朗等趁势暂时稳定了湖南局势，顾不上原定目标就匆忙回京的原因。两路清军的北撤很明显是清廷为了加强京畿根本之地，永历朝廷沉浸于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庆幸清军未乘胜直下广东、广西，不知道这时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陈邦傅等人又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军南下，才如梦初醒。
姜瓖、刘迁等人的抗清斗争一方面证明清朝在北方的统治远未稳固，另一方面又证明满洲八旗兵的作战能力相当有限。从江西、广东反正后永历朝廷及时封爵拜官，而山西、陕西的各支义军首领大抵是遥奉明廷，自称大将军、大学士、巡抚、总兵，永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后来孙可望、李定国、鲁监国、郑成功等经常派密使深入清统治区联络各地潜伏的豪杰义士，相形之下永历朝廷的目光短浅实在令人叹息。
永历朝廷不能抓住战机，清廷就放心大胆地集中兵力镇压晋、陕义军。姜瓖反清后，清廷归罪于宣大总督耿焞未能事先防范，把他革职，由佟养量接任。佟养量带领所部山东兵进攻代州一带的刘迁部，先后在平刑（平型关）、雁门击败刘军，刘迁率领部众退入五台山区扼险据守。清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岭逐寨进攻，把刘迁部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山区。最后在黄香寨激战，刘迁父子阵亡。代州地区复明武装的覆败，解除了围困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初步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方有利。
到年（顺治六年）六月，清军虽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县，形势有所好转，多尔衮耽心在山西被牵制的兵力太多，旷日持久必将影响全国，于是他决定再次亲征大同。离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门满、汉官员作了一番解释说：我之所以要亲征，不是将士们不能胜任，而是怕将士们骚扰百姓而已。这种不成理由的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焦虑。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本人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的复明势力终于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消耗已尽，军民伤亡惨重。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的总兵杨振威变节，暗中派人出城向围城清军接洽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杨振威带领六百余名官兵叛变，杀害姜瓖与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级出城投降。次日，清军入城。多尔衮得到报告后，下令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传谕把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
大同废，不立官，府移治阳和卫，名阳和府。大同县移治怀仁县西安堡。直到顺治九年（）府县才复还故址，从附近移民逐渐复兴。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有些史家常常把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贼匪，而对清朝“大兵”备加歌颂，说成是“出民于水火”的“仁者之师”。这完全颠倒了两者对普通百姓的态度。康熙《静乐县志》记：“甲申（）逆闯设伪官第五浪，民无大害。受害惟己丑（）为甚。”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摘录如下：
节妇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过于严父。甲申（），贼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贼可五六十辈，纷纷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为首领者招之曰：“我夫远出，谅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静暗中来，勿使张扬，去与我留少颜面。”首领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与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领入，遽乱声锣。巡捕者逮诣自成，斩以殉。李不肯退，曰：“为一妇人，诛一将，部曲谁肯甘心？虽畏法，临启行时，何难戕害？”自成发令箭，驱众贼出，封其门。己丑（，顺治六年），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
这个发生在汾阳的故事真切具体地证明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纪律极为严明，而博洛、满达海两个清朝亲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二者相较，何啻天渊。尽管作者把明清之际汾阳发生的变故记载下来是为了表彰“节妇”，但是他无意之间提供了清兵屠城的第一手材料。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山西等地的大规模反清复明运动坚持了了一年之久，终于被占压倒优势的清军扑灭。尽管由于所见史料的限制，这场抗清斗争的全貌和组织情况比较模糊，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山西汉族百姓为反对满洲贵族的暴虐统治而展开的殊死斗争，丝毫不逊于南方。《清史稿》说，“其无所附丽而以叛闻者为姜瓖”，是完全错误的。